對決策者來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帶來教訓，因為他們漠視早前有關各地對全球大流行防備不足的警告。同時，疫情為投資者響起警號，促使他們更關注傳統風險模型無法預測或評估的投資組合風險。 

疫情導致各地停工停課，令民眾密切關注社會議題，但我們相信氣候問題將成為亞洲ESG投資的核心。根據麥肯錫公司的資料，預期氣候變化對亞洲的衝擊最大¹。基於上述理論，採取有效應對行動具迫切性，意味市場將衍生更多投資良機，而ESG投資取得佳績的可能性亦更高。

根據有關報告，到了2050年，亞洲部份地區的平均氣溫將會趨升，致命熱浪、極端降雨、強烈颱風、旱災和供水短缺的情況亦可能日益頻繁。預期這些極端天氣事件將打擊農作物收成，並破壞基建、供應鏈和生產力。麥肯錫公司估計，綜觀氣候變化對全球全年國內生產總值造成的損失，面對這些事件風險的亞洲國家國內生產總值佔當中超過三分之二。見圖1。

圖1：氣候變化對亞洲的影響

資料來源：亞洲的氣候風險和對策（Climate risk and response in Asia）。麥肯錫全球研究院。2020年11月。以RCP 8.5的情境為基礎。#包括東日本、華中和華東、南韓和印尼部份地區等地域。^到了2040年，涵蓋亞洲部份地區，包括中國沿海、日本和南韓。*由於高溫潮濕天氣增加，導致戶外工作時數實際減少。

縱使前景嚴峻，但仍有一絲曙光。麥肯錫的報告強調「亞洲具備充分條件應對這些挑戰，並能把握有效管理氣候風險所衍生的機遇」。鑑於亞洲不少地區的城市化水準持續攀升，因此可興建較能抗禦氣候效應的基建設施和市鎮。亞洲開發銀行估計在2016年至2030年期間，亞洲基建需要投入超過26兆美元的資金，當中能源業佔14.7兆美元、運輸業佔8.4兆美元²。投資人顯然可從中把握機遇，參與亞洲推動「綠色基建」的發展。

南韓和中國早已是電動車和可再生能源領域的世界龍頭。在2020年，南韓取代中國成為第一大電池生產國³。與此同時，中國佔全球電動車產量的47%，更佔全球電動巴士產量的99%⁴。這些創新技術有助緩解氣候變化風險。

預期在2025年之前，亞太區可再生能源的新增投資額最高可達2,500億美元，因此可再生能源業有望帶來更多投資機會。根據安永的最新報告顯示，在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可再生能源市場（例如風力、水力和太陽能）當中，有七個亞洲國家名列前茅。中國、印度和日本憑藉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投資和執行機會，晉身安永可再生能源國家吸引力指數（RECAI）的亞洲三雄。

可再生能源業的發債量已見回升，尤其是中國和印度。隨著規模經濟效益轉佳，單位成本下降，因此企業指標一直穩步改善。根據經濟學人信息部（EIU）的研究，「綠色標籤」投資工具對亞洲可再生能源項目融資發揮關鍵作用⁵。

由於技術日趨成熟，加上普及步伐加快，預期電動車佔全球汽車產量的比重將在未來數年強勁增長，因此電動車生產商所發行的債券亦帶來投資機會。

我們預期銀行、能源、運輸和房地產業將引領亞洲的環保融資創新趨勢。

目前，中國是全球碳排放最多的國家，但中國政府已承諾致力在205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中國的債券發行商（不論國企還是民企）均有望響應政府目標，為業務制定相當的宏遠環保目標，因而為投資人締造龐大機會。在2020年，中國已取代日本，成為亞洲綠色債券發行量最大的國家。中國能否在2021年維持領先地位，我們仍拭目以待。同時，新加坡近期亦宣佈擬發行最多140億美元基建債券，為其目標宏大的綠色基建項目提供資金。

隨著投資機遇擴張，我們認為亞洲的ESG投資人不會只著重剔除未符合ESG焦點投資組合准入門檻的公司。資產擁有人及投資人與其從傳統高風險ESG行業（例如從事化石燃料開採的能源公司）撤走資金，不如透過互動協作，協助公司採納更多可持續發展實務措施，從而推動企業轉型。這類轉型將改善投資組合以至整個社會的ESG水準，形成雙贏局面。此舉亦有助區分公司是基於業務「偶然」性質（例如科技業），或是特意制定更可持續發展的策略，因而取得高ESG評級⁶。

我們認為應對ESG問題和評估ESG風險的方法眾多。最近一項涵蓋亞洲企業高級管理人員和機構投資者公司的研究顯示，在300名受訪者當中，48%認為ESG三個因素同樣重要，24%最重視「環境」（E）因素。另外19%受訪者最著重「社會」（S）因素，而15%受訪者認為「企業治理」（G）因素最重要⁷。見圖2。受訪者用以量化「環境」、「社會」、「企業治理」因素的指標亦各有不同。

圖2：有關「在環境 、社會或企業治理因素中，哪個因素在貴公司的投資決策流程擔當最重要角色？」的調查結果（佔受訪者%）

資料來源：經濟學人信息部。

我們的ESG方針不只聚焦於以綠色、社會及可持續發展（「GSS」）為標記的債券，亦對符合我們內部ESG原則的債券持開放態度。因此，若承受ESG中度風險的公司展示充足準備以應對風險，我們樂意投資於有關企業的債券。然而，即使只是承受低ESG風險，但一旦這些公司被視為未有足夠準備應對風險，我們不會考慮購買其債券。見圖3。更具體而言，一家電力和天然氣傳輸公司可能易被野火引致的責任所影響，但若我們在評估後認為該公司的野火緩解計劃及科技有助降低相關風險，我們樂於將其納入投資組合。

圖3：亞洲固定收益團隊的ESG決策模型

資料來源：瀚亞投資（新加坡）有限公司。上列的內部評級表僅供說明之用。

這個方法對公司的ESG數據和類別需求殷切，但第三方供應商未必能隨時提供這些數據。因此，我們制定專屬的ESG框架。從某種意義來說，這是我們對公司進行信貸分析的自然延伸。我們曾於2017年第四季把ESG分析納入信貸框架，但我們不斷提出質疑，並提升有關ESG議題的思維和流程。除借助第三方ESG評級供應商外，我們認為積極與發行人進行互動協作，對促進改變及鼓勵其執行最佳實務措施至為關鍵。

新冠肺炎疫情使部份行業備受衝擊，但亦突顯其他行業的強韌表現。隨著投資人由航空公司債券轉投科技等更具抗逆力的行業，在疫情爆發後其對可持續發展風險的認識和了解亦相應加深。現時，不少投資者認為ESG風險評估對釐定公司業務模式的可持續發展能力舉足輕重。亞洲的ESG投資在過去表現落後，但ESG基金的資產規模已由2019年僅8.1億美元升至2020年的254億美元⁸。

亞洲各國政府亦日益意識到，穩健的ESG實務措施與長期經濟成長息息相關。亞洲多國政府正透過支持發展區域綠色金融中心（新加坡、香港）、推廣綠色金融產品（印尼、台灣）或培育綠色債券市場（印度），促使ESG成為經濟成長議程的一部分。新加坡最近公佈「2030綠色計劃」（Green Plan 2030），詳列當地未來十年的綠色目標，反映該國致力推進可持續發展的國家政策。此外，馬來西亞國家銀行正尋求在今年實施綠色分類法，最終可有助區分哪些金融機構支持氣候目標。

亞洲經濟增長強勁，加上受惠於政策支持，帶來獨一無二的優勢，因此當財富迅速累積和ESG投資機會同時湧現時，我們認為ESG領域可望表現領先。